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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新思路
第三届全国青年考古学者论坛会议纪要万博体育
发布时间:2018-06-15    文章出处: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率:

  11月25至26日,本着为青年考古学者搭建学术交流、分享学术思想平台的宗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举办“第三届全国青年考古学者论坛”。本次论坛分为“资源与环境、经济与技术、聚落与社会”三个主题,本篇简要介绍主旨发言和“资源与环境”专场报告的内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海报告了《环境、生业与社会——中原龙山时代再认识》,介绍了龙山时期河漯地区平原与二级阶地不同的土地利用策略,并结合房址、沟渠加以解释。他提出在对谱系及聚落认识的基础上结合多学科,可以认识从环境到生态,从生态到生业,从生业到经济技术,从经济技术到社会组织结构,再到社会复杂化的整体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江涛带来《试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模式与动力》报告,介绍了早期国家相关概念,对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辽西地区早期国家模式进行了分析。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动力,他认为务实与创新是原动力,文化间的交流、碰撞、互动是外动力,气候异常事件是质变的契机。

  武汉大学宋海超在《关于文明起源比较研究的一点尝试》中着重介绍了统计学在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尝试。他强调以定量分析为基础的统计学可以讨论不同地区文明起源的异同。但统计学只是一种方法,对其分析结果的解释,需要回归考古学本身。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国科的报告《河西走廊西部地区玉矿遗址调查发掘新收获》介绍了2007年以来,河西走廊西部地区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寒窑子玉矿遗址和敦煌旱峡玉矿遗址开展的一系列调查与发掘。这些工作为探讨古代玉矿开采技术、生产组织形式、中国古代“西玉东输”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对认识中国古代采玉人群族属及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民族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飞介绍了《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发掘》。截至目前,该遗址共发掘2万余平方米,出水文物3万余件,为研究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征战历史、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原始资料,对认识明代中晚期社会经济状况、物质文化形态,乃至明末清初以来的社会历史走向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的《略谈铸铜作坊的空间布局问题》,梳理了先秦时期铸铜遗址的发现情况,讨论了铸铜作坊各生产环节遗存在作坊内部的空间布局问题。从堆积的判断到各类生产遗存的时空关系,探讨了铸铜作坊中各种遗迹现象的时间关系与生产操作链条的逻辑关系,以此进行铸铜作坊功能分区的复原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志鹏汇报了《动物考古学与族属研究》,他以西周墓葬的腰坑殉狗习俗与殷遗民的识别、伊川徐阳东周墓地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与陆浑戎的识别、行唐故郡东周墓地动物的仪式性使用与族属识别三个案例研究为例,探讨如何从动物考古材料辨识族群差异以及动物考古学研究与族属研究的深化途径。他提出从动物考古材料辨识族群差异的可行方法有动物遗存分析、情境背景分析和与文献结合,也指出了实际操作中的困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辉在《谈环境考古研究中的两类环境问题》中指出,我们需要解决将遗址、遗物等考古学材料作为研究对象和将人类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两类环境问题。在人类活动的性质、特点不清楚的状况下,谈人类活动的环境背景甚至人地关系没有意义;采用某种方法复原的环境条件不一定都与特定的人类活动密切相关;自然环境条件及其变化的影响因人而异。至于人类活动的环境条件研究该如何开展,仰赖于对人的行动机制以及人地关系机制的认识。

  南京大学赵东升的《浙东沿海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景观初探》,在综合考虑文化遗存时空变迁的基础上将浙东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河姆渡文化一—三期(距今7000-5600年)、河姆渡文化四期—良渚文化早期(距今5600-5000年)、良渚文化中晚期—钱山漾文化时期(距今5000-4000年)三个时期。在良渚晚期以前,人们更多是适应海洋,而不是利用海洋,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并不发达。良渚晚期—钱山漾时期海盐经济的出现标志着海洋经济真正出现。

  内蒙古师范大学刘扬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兰木伦旧石器遗址埋藏学研究》中介绍了乌兰木伦旧石器遗址的工作。综合考虑乌兰木伦遗址地质地貌、石制品拼合、石制品埋藏状态及其他埋藏学因素等,认为该遗址为原地埋藏,较好保存了当时古人类的活动信息。

  中南民族大学胡飞的《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兴衰与环境变迁》,梳理了淮河中游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阶段考古遗址数量、地理位置分布以及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变化。结合自然与考古遗址地层所揭示的全新世气候环境背景,发现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演化过程与气候环境演变存在较强关联。暖干型气候条件利于该地区古文化的发展,冷湿型气候环境不利于该地区史前人类的生存繁衍。距今约 6500~5000 年的古文化衰落可能与丰富降水有关,距今约5000~3800年的文化兴盛则可能受偏干型气候环境和南北文化频繁交流的双重影响。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博的《社会网络分析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以Ariadne模型检视岛民海洋贸易交流网络》,用网络分析方法来检视关于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假说。他介绍了网络分析研究方法,用针对爱琴海青铜时代中期岛屿网络所开发的网络分析模型,研究使用沙黄卡拉奈陶器传统,分布在东南亚的53个遗址的材料。最后得出结论:沙黄卡拉奈陶器可能存在跨区域流动,但作为贸易行为的航行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花费远高于收益;岛民海洋贸易与交流网络假说与其说是贸易网络,更可能是资讯共享网络;马来半岛的地理位置在整体网络中具有最高的影响力。

  河北省沧州市文管所焉鹏飞的《内在动力or外来影响——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变化的理论探讨》,以功能—过程论考古学思想为指导,向大家介绍了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变化的内因与外因。他认为中原地区史前文化以其优良的文化传统为根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广泛吸收外来文化以促成自身文化良性变异、有效重组,最终在史前文化格局中独领风骚。

  北京大学张颖在《梅花鹿的狩猎模式》中提出梅花鹿遗存的年龄结构是古人有意识狩猎的结果,反映了狩猎策略,有助于了解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环是如何与环境互动的。她梳理了对梅花鹿和其他常见鹿科动物遗存进行年龄鉴定的方法,归纳了学者们对现生梅花鹿种群年龄结构和考古遗址出土梅花鹿死亡年龄结构的分析。根据年龄结构,梅花鹿的狩猎模式大致可以分为成年、亚成年和幼年个体分别占主导三种。她指出田螺山遗址梅花鹿的年龄结构兼有成年型和亚成年型的特点,采用的应是针对个体而非群体的狩猎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祁的《多维视野下的商代大象研究》认为,商代大象的艺术形象和象牙遗存证明其种属是亚洲象,而不是古菱齿象,这对我们研究商代气候是有意义的。在甲骨文中关于“象”的字形和狩猎大象的记载,说明北方地区的商代大象遗存是本地来源的。另外,商人对大象的利用是多途径的,除了制作象骨牙器外,还可以用大象祭祀祖先、用象骨占卜,以及最基本的食用象肉。

  西北大学马志坤的《古代淀粉残留揭示的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古人类植物利用情况》提出,泥河湾盆地东部姜家梁遗址出土石磨盘、石磨棒表面残留物的淀粉粒分析显示残留物主要包括粟类、小麦族和块根块茎类植物的淀粉粒。对粟类植物淀粉粒出现频率统计分析,发现野生性状淀粉粒比例不断下降,驯化类型不断增加,显示粟类植物在华北平原地区及周边不断被古人类驯化,为进一步探讨泥河湾盆地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生业经济提供了数据支撑。

  山东大学董豫在《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饮食多样性》中运用稳定同位素方法对大汶口文化不同遗址的人骨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饮食多样性存在着区域上的差别。其一为大区域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泰山以北区域粟黍农业比较重要,而泰山以南则是稻黍混作,其二为鲁东南不同等级的遗址之间的区别。稻米可能是高价值商品,在海岱地区有特殊的地位。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姚凌介绍了《湖北省荆门屈家岭遗址植物考古学研究的新进展》。炭化植物遗存和淀粉粒分析统计结果反映出,屈家岭遗址各期都存在着对稻粟两类农作物的利用,小麦是自战国时期才出现的,而栎属及豆科植物的利用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淀粉粒分析出现有数量和比例较高的薏苡属类型的淀粉粒。炭化物浮选发现一些湿地杂草和菱角、芡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屈家岭遗址周边水域广布的自然环境和对水生植物资源的利用情况。

  西北民族大学戴乐的《喇家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关于遗存部分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初步分析》,通过梳理考古发掘材料,认为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所耕种的古土壤层较肥沃,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但由于海拔较高,气候寒冷,喇家先民主要种植粟和黍,以黍为主。从喇家遗址出土人骨的碳氮同位素分析结果推测出的饮食结构可知,除了农业生产外,当时还辅有家畜饲养业。

  西北大学凌雪的《枣树沟脑遗址出土人骨的碳氮同位素分析》探讨了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出土人骨的碳、氮同位素比值。枣树沟脑遗址先民的食物结构主要是以黍、粟等 C4 类植物为主食,并辅以少量肉食,且肉类获得应来源于畜养或部分狩猎所得的动物。此外,男性与女性的食物结构并无明显差异。这批资料为研究枣树沟脑遗址先民的生活环境和以农业、狩猎、家畜驯养的经济模式提供了重要信息。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宫玮在《济南刘家庄遗址商代先民食物结构分析》中指出该遗址出土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结果显示此地商代先民整体饮食结构相近,食用C3和C4类植物的混食结构,同时食用较为丰富的肉食资源。个体之间的食物结构存在性别差异和等级差异。男性所获取的肉食资源多于女性;有葬具、腰坑或随葬青铜器的人骨个体可能掌握更为丰富的肉食资源。

  江苏师范大学王宁介绍了《古骨胶原的氢同位素分析在先民营养级和迁徙活动研究中的应用》。他指出H稳定同位素值对人口迁徙研究有重要意义。对河南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出土人和动物古骨胶原的 H 稳定同位素进行分析,发现祭祀坑与地层埋葬的先民的值相差较大,地层中先民与遗址中出土猪的值更为接近。结合个体的 C、 N 稳定同位素值,他推测,地层中埋葬的先民为小双桥遗址当地居住的商族人,而祭祀坑埋葬的先民为来自山东地区的少数民族战俘。

  首都师范大学陈宥成的《关于史前“盘状器”的再认识》介绍了旧石器时代与勒瓦娄哇技术共存的盘状石核在旧大陆发现的状况。国内的“盘状器”主要发现于黄河中上游和长江中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并延续至新石器时代末期或更晩。他提出我国很多史前“盘状器”是生产打制石片的盘状石核,即在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技术传统并没有消失,而是作为当时人群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磨制石器一起建构了石器的生产与使用系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明的《红山文化晚期的手工业生产专业化——以牛河梁遗址为例》认为,牛河梁遗址区域范围内虽尚未发现手工业制作遗存,但社会对与特殊礼仪行为有关的器物制作有较为严格的管控。对筒形器与玉器的分析显示,牛河梁遗址存在较为复杂的手工业专业化分工,分工方式的变化展现了社会生产分工的复杂化和社会整合能力的不断増强。

  苏州大学朱勇鸿的《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中期造物艺术研究》对新石器时代中期蚌埠双墩遗址出土陶器刻画符号的特征和文化内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得出其造物艺术和双墩人的产与食、天与人、周边文化关系密切的结论。

  南京博物院左骏在《型饰与器用——后石家河文化复合玉器的再思》中以2015年发掘的谭家岭玉器群为契机,通过对考古出土及传世后石家河文化风格玉器的观察和比对,从复合玉器的角度,重新考量后石家河文化风格玉器的源流、实体构成和对后世(夏、商、周)复合玉器的波及。

  曲阜师范大学张俭在《中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石镞所反映的生业格局》中将距今6500~3500年间中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石镞划分为三大区,即沿海贝丘遗址区、内陆山地遗址区、河谷遗址区。她结合各区生态环境、生计方式,以及考古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揭示出与不同区域石镞所对应的渔捞狩猎为主、狩猎采集为主、原始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三种生业格局。

  江苏师范大学刘效彬在《郑州小双桥遗址方孔石器的产源分析》中认为郑州小双桥遗址的方孔石器对研究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商文化的交流有重要意义。岩相分析、聚类分析、判别分析、主成分分析的综合研究显示小双桥遗址出土的方孔石器和石制农具在微量元素含量上没有明显区别。他认为方孔石器的原料来源有多种可能,玉器石器产地还需建立数据库。

  西藏民族大学王文轩的《殷墟出土青铜罐及其相关问题》从型式和年代、功用、文化因素及短暂出现的原因四个方面对殷墟出土的几件特殊的青铜罐展开了分析研究。他结合器物出土墓葬等级情况,推测青铜罐通过晋陕高原传入殷墟,甘青地区陶双耳罐系统也可能进入晋陕高原,对此类型器物产生一定影响。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袁晓红在《科技考古视野下的西周青铜器研究——以洛阳唐城花园西周贵族墓为例》中,利用多种科技手段对洛阳成周地区青铜礼器的技术信息进行量化表达。唐城花园青铜礼器以锡青铜为主,受热均匀化及退火组织的发现说明其曾经加热,应为实用器。洛阳唐城花园青铜礼器和周原遗址青铜容器的相似性体现了洛邑和周原两地在青铜技术、金属资源来源方面存在紧密关联,说明西周早期王室对金属资源有绝对控制权。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赵艺博在《大冶铜绿山四方塘冶炼遗址古代炉子的简介》中介绍遗址中发掘的炉子形制大体上可分为平面近长条形和近椭圆形两类。平面近长条形主要代表是L10,宋代,由炉室、操作台、灰烬堆积、废料场构成,它可能不是冶炼炉而是用来除硫的焙烧炉。平面呈椭圆形的主要由炉室、流槽、排料坑构成。L13的性质争议较大,有“排料坑”、“储藏坑”、“排渣坑”等观点。

  陕西师范大学李姣姣的《先秦时期铸钱遗址研究》将目前发现的34 处先秦铸钱遗址大致分为专门铸钱作坊、综合性手工业作坊、性质不明铸钱遗址三个类型。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铸钱遗址的类型和数量较少,分布区域在黄河中下游,多分布在都城,专门的铸钱作坊和综合性的铸铜兼铸钱作坊并存,一般仅铸本国货币。战国中晚期铸钱遗址的数量和类型剧增,分布区域由黄河中下游区域向四周扩散,专门的铸钱遗址和综合性的铸铜铁兼铸钱作坊并存,以综合性的作坊为主,同时在都城的商业活动中心开始设置非官营性质的仿铸他国货币的铸钱作坊;地方郡县设置铸钱作坊;出现了仿铸或盗铸的铸币现象。

  重庆师范大学蒋刚在《河套东部地区东周时期装饰品综合研究》中介绍了河套东部地区东周时期金属牌饰、带扣、环、管饰、泡饰、铃、耳环等装饰品的发现、分类、功能。从装饰品的角度,河套东部地区东周墓葬可分成甲、乙、丙、丁四种文化传统。甲文化传统与河套西部地区、甘宁地区、冀北地区的联系较少;乙文化传与河套西部地区、甘宁地区联系较多,而与冀北地区没有较多联系;丙文化传统跨出河套东部地区分布达河套西部地区,与冀北地区的联系较多,与甘宁地区也有一定的联系。丁文化传统是典型的中原文化传统。

  吉林大学成璟瑭的《东大杖子墓地出土铜镞研究》运用类型学方法,结合各类式铜镞在墓葬中的出土频率,总结出同一墓葬多种类型铜镞共存和铜镞均与其他大量陶器、青铜器共存这两大特点。同时,通过将东大杖子出土铜镞与周边地区的铜镞型式比较发现其中Ca型铜镞仅在东大杖子墓地出现,从而提出东大杖子铜镞受河北北部燕文化影响的结论。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柴怡的《试论秦之采矿——以相家巷封泥为主》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西安北部相家巷村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与秦采矿业相关的封泥为材料,对秦的采矿业做一梳理,从中窥视秦的采矿业分布及管理。相家巷封泥反映的采矿内容分为四类,表明秦代对于金属采矿业分类明确。而采矿业统一由中央政府专门官员进行分门别类的集中管理是相家巷封泥所反映的秦采矿业另一特点。

  太原师范学院张清文在《透光镜工艺的文化渊源与影响新探》中围绕透光镜工艺的文化渊源与影响进行探讨研究。他认为古人对于透光镜的记载远早于隋唐之际,虽然唐代之后透光镜的生产减少,但透光镜文化对于后世影响仍然巨大。他提出菱花镜一词的来源也是源自透光现象,铜镜透光后,纹饰如花,因此才以菱花命名。透光镜消亡的主要原因有二,铜镜合金比例的改变和锡汞齐磨镜技术的大量应用。

  淮安市博物馆为的《江苏盐城东台北海村制盐遗址的考古学研究》根据北海村出土的灰沟、古井、万博体育买球,大量陶瓷器、建筑构件等遗迹遗物,判定这是一处唐宋时期长期使用的盐业遗址。这是东台地区首次以考古实物资料形式将唐宋时期淮南地区的盐业生产场景展现出来,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子孟的《鲁北沿海魏晋、北朝时期制盐业的考古学观察》,以东营市广北农场一分场一队东南魏晋北朝时期的制盐作坊遗址为例,初步认定魏晋、北朝时期鲁北沿海地区运用淋煎法制盐,掘井获取卤水、摊灰刮卤用以提高卤水的浓度、用“牢盆”煎煮卤水成盐。结合文献认为其较商周时期,制盐作坊布局结构分化更专业、面积更大。植物和动物研究表明这里应该是单纯的作坊遗址。结合地层堆积特点,判断当时制盐可能是季节性的。人工饲养的猪、牛、马、狗等哺乳动物骨骼,以及毛蚶、蛏、蛤、牡蛎等软体动物遗存,反映了当时人们食物种类的多样化,包括役使畜力用于生产活动的情况。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赵汗青的《哈萨克斯坦“拉哈特”古城考古调查与发掘》简单梳理了调查和试掘的过程,并介绍了附近已经发掘过的其他重要遗址情况。他提出在域外进行考古发掘调查,首先要制定以中方为主的发掘计划,其次要做好区域性调查,确定当地普遍类型遗存后再进行发掘,最后提出要对当地器物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南开大学张国文在《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早期鲜卑生计方式探讨》中对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早期鲜卑墓葬出土的动植物遗存、生活日用品、工具、武器以及其他各类遗物进行综合对比分析,结合早期鲜卑墓葬出土人和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探讨第一次南迁过程中及定居草原的早期鲜卑生计方式。早期鲜卑以畜牧或游牧生活为主,但粟作农业可能很早就对其产生了影响。在南迁过程中与周边民族以及中原地区已有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对其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有较大的影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春雷介绍了《银沟遗址发掘的收获与认识》。该遗址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旧县村。关于银沟遗址的性质,与以往报道为瓷窑遗址不同,银沟遗址实为一座县级城市聚落遗址,唐代在该县城有发达的手工业,宋元时期,该县城有发达的商业,主要的商品之一应该是瓷器,耀州窑瓷器可能从这里走向世界。

  南京大学杨君谊在《金代至明初淄博磁村窑瓷业工艺初考》中认为金、元时期,磁村窑与周边窑口形成淄博窑系制瓷系统,在工艺、产品器类、制瓷技术上呈现出相互借鉴与模仿的共性特征,形成以工艺技术与产品类型相同的瓷业生产集聚。他从匠籍制度的废除及磁村窑的诸多生产因素归纳其衰落的主要原因,认为衰落时间应为明初,改变以往衰落于元代的传统观点。

  安徽大学魏国锋在《徽州民居彩绘传统工艺调查研究——以黟县为例》中介绍了团队在徽州古民居村落保护较完整的黟县境进行的调查。通过实地考查和传承人访谈,以文字和影像的方式,详细记录了黟县民居彩绘的传统制作工艺和材料。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古代彩绘样品进行检测的结果显示,古代彩绘样品的底纸为宣纸,其上的灰层主要为方解石、球霰石、文石、石膏等。彩绘灰层中可能添加了某种有机物,其种类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山东大学李力的《出土皮革文物材质的鉴定分析技术研究》首先介绍了形态特征观察法、光谱分析法、热分析法、分子生物学分析法等现有皮革文物材质鉴定方法,并指出液质联用与生物信息学技术最为可行好用。这个方法的优点在于测试准确度高、抗干扰能力强、数据可分析性强,但也存在技术要求高、测试费用相对昂贵等局限性。用人工老化样品进行实验验证了此鉴定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中国国家博物馆郭明建的《狩猎采集人群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坝上地区8500-7500B.P.遗址为例》以距今8000-7000年坝上草原地区考古学遗存为例,辨识了大本营、临时营地、石器加工厂等不同性质的聚落。他将遗址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部区域的A类遗址多位于深山大沟中,面积均较大,打制石斧形器、石矛形器等比例较高,研磨类石器也较多;B类遗址位于A类遗址外侧,或大山前,或孤立山丘,面积相对较小,打制石斧形器、石矛形器等比例较少,研磨类石器多数仅有一套,细石器相对较多;C类遗址多位于大山前或孤立山丘,基本上只有细石器和石片。而南部区域A类遗址位于山坳或山屏下,研磨类石器约占石器的一半;B类遗址位于山坳或缓坡,细石器约占石器的一半。经初步分析,此种遗存应代表若干专门从事狩猎大型哺乳动物的人群,他们与辽河、长江、黄河流域此前发现的多数考古学文化在生业模式上有极大的不同。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明辉在《论后李文化系统——兼谈后李时期的聚落与社会》中指出,后李文化的源头应是扁扁洞遗存,且受到兴隆洼文化和裴李岗文化较大影响。其后续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北辛文化和镇江营一期文化继承了后李文化的釜;其二,裴李岗文化到达海岱地区并形成北辛文化之后,迫使后李文化向南北发展。从生计模式上来看,后李文化处于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广谱经济特点明显。根据小荆山、西河遗址的聚落形态推测,后李人群采用“集食者策略”的生活模式,房址面积差异不大,其内居住包括多个核心家庭的扩大家庭,墓葬材料看不出社会分化,应处于平等社会阶段。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游晓蕾的《浙江湖州古文化与聚落分布初探》对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湖州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简要梳理。随后对不同文化所处的大环境和人地关系演化过程进行了探索,指出环境气候的变化与人类文化演化并非简单的对应。进一步探索人类与环境的互动过程,还需要材料的不断积累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静在《中美合作“甘肃洮河流域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之演进”项目的新进展》中介绍了2016-2017 年在洮河流域开展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情况。并重点对齐家坪、灰嘴屲遗址的发掘收获、研究进展,以及齐家文化技术演进和环境更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齐家文化位于中国青铜技术演进的核心区,处于包括马在内的外来驯化物种出现的关键期,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兰州大学辜雪梅在《基于GIS的史前聚落选址空间分析——以白银市部分聚落遗址为例》中,使用GIS 的叠置分析、数字地形分析与缓冲区分析功能对靖远县八个史前聚落遗址进行分析。该区域史前聚落的海拔高度多在1.5km 左右,该高度温度与气压较宜居,与河流高差适中,既方便取水,也可满足防洪需求;总体坡向为北向与西北,相较于传统南向更为宜居;遗址点都分布于山体阴影较高区域,表明该区域可获得天然照明情况处于较不理想状态;该区域内史前聚落几乎都互不通视。史前居民在选址时充分考虑水源与地形因素,并且将水源作为聚落选址与布局最重要因素,而光照与视域在聚落布局中则未做过多考虑。

  西北大学豆海锋在《江西抚河流域先秦时期聚落形态探索》中将抚河流域先秦时期400余处遗址划分为岗地和环壕两种聚落类型,岗地类聚落又可分为坡岗类遗址和高岗类遗址。坡岗类遗址多发现于河流沿岸,建筑多分布于向阳地带;高岗类遗址地势较高,山体坡度较大,一般在山顶有人类活动的迹象。环壕类聚落主要分布于抚河中下游地区的冲积平原或丘陵地带,规模有大小之分,亦见有小型环壕聚于一地的现象,似有组合而成聚落群的特点。报告从时间、空间及人地关系等方面对抚河流域的遗址进行阐释,勾勒出该地先秦时期聚落形态演进及社会发展的相关信息。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杨利平在《大遗址考古的思路与方法——以杨官寨遗址考古为例》中介绍,杨官寨遗址发现了有大型环壕的庙底沟文化聚落,环壕西部是西门址,中部区域是近菱形的水池遗迹,环壕东部是大型公共墓地。目前发掘面积约3800平方米,343座墓葬分布十分密集。墓葬形制大多数为偏洞室墓,此外还有半洞室墓、土坑竖穴墓,墓葬均为仰身直肢的单人一次葬。其年代分为庙底沟文化与半坡四期文化两个大的时期。发掘采取保留剖面的方法以求更好了解墓葬形制和堆积过程。在大型遗迹的发掘中采用模块法,并设立网格状取样点。考古发掘采用了高精度数字化记录方式,并开展了多学科综合研究。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朱超在《城进壕退:城子崖城址防御设施的嬗变轨迹》中介绍了城子崖城址的发展历程、防御设施主体城与壕、各时期城墙与壕沟的不同特点以及演变轨迹。龙山文化时期主要以壕防御,壕沟宽三十到四十米,而城墙为平地起夯,防御效果差,可能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岳石文化早期是从龙山文化时期的无基槽城墙向岳石文化晚期的有基槽城墙的过渡阶段,防御基本上依靠较深的壕沟;岳石文化晚期的城墙由城墙主体、包夯、护坡三部分构成,包夯质量非常好,壕沟与城墙有一段距离,是城进壕退的成熟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海涛在《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补论》中提到,在二里头遗址较大规模田野工作和研究的基础上,获得了对二里头聚落形态的新认识。聚落构成上,新发现了道路、墙垣、巨型坑、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聚落演变上,二里头遗址一期可能已是该文化的中心遗址;二期时聚落全面而快速发展,构成二里头都邑的主体要素均已出现;三期持续繁荣,并有新的变化,至四期晚段之初,一直为二里头文化都邑;四期晚段第2阶段,二里头都邑主体要素大多遭到破坏而废弃,新建了一些大型工程,这一现象可能与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的进入有关;到四期晚段第4阶段,二里头都邑彻底废弃;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演变为一般聚落。

  武汉大学孙卓在《商代早期的城市化研究——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例》中探讨了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代表的商代早期城市聚落的发展历程。他认为郑州商城由一般性聚落向城市逐步演进,体现了城市的有机生长和自上而下力量的逐步增强,同时复杂的文化面貌暗示着城市在文化、资源和人口上较强的吸纳能力;而偃师商城则具有极强的规划意识,营建过程较多地体现了自上而下的权力因素,城市的设立可能是特定行政目的需求。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营建过程中的差异,暗示出在早商时期,城市的设立和形成可能存在多种途径,也为进一步探讨早期中国城市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例证。

  广西师范大学谢励斌的《取舍之间:殷都和阿赫塔顿城设计比较研究》从宏观环境和微观区位的角度,对殷墟和古埃及阿赫塔顿的城市设计进行了对比分析。埃及统治者在都城的选址环境上较次于中国君主;在都城设计上,两座都邑均没有修建城墙,整体区域形成一种开放状态,运用功能分区的原则,紧扣都城政治中心的职能展开布置,呈现出以宫殿庙宇区为中心的设计特点且形成前朝后寝的宫殿建筑设计制度,并有池苑等给排水设施;就都城微观特征来说,殷都以及阿赫塔顿城均进行了建筑群与城市景观设计。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任雪莉在《宝鸡市区西周人群跨河而居现象的思考》中认为渭河两岸的宝鸡国墓地、峪泉墓地和戴家湾-石鼓山墓地的文化性质及族属各不相同,渭河并非南北两岸的交通障碍而是重要的水上通道。针对同一族群跨河而居的现象,她提出,在针对河流附近文化遗址分析时,过度关注上下游之间的联系可能并不实际;对同一条河流两岸文化遗迹进行分析时,不可放大河流的阻碍作用,忽视两岸实际存在的往来交流和便捷通道。

  中央民族大学马赛的《西周时期关中地区的聚落分布与社会变迁》,从西周时期关中地区聚落分布及其特点,聚落内涵及规模的变迁、年代和等级,聚落变迁反映的社会变化等方面对关中地区西周时期的聚落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西周早期是关中地区聚落数量最多、分布最为广泛的时期,高等级聚落的数量也相对较多;西周中晚期之后聚落数量逐渐减少并集中到关中中部的岐山、扶风、武功、西安一带,其它区域或可能已非周人控制区域,说明周人此时在畿内地区已经开始逐渐丧失控制的领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韩辉在《曲阜鲁故城考古工作与都邑聚落变迁新认识》中提出,春秋早期一般居住址增加,新增御牌镂制骨遗址和盛国寺冶铜址,出现祭祀遗址舞雩台;春秋晚期鲁故城形成了内外两重城圈,中轴线对称布局和以中、东南为尊,士农工商分等级而居的情况;战国新出现孔府西路西苑大型建筑基址,中晚期出现了北关冶铁遗址、立新联中冶铁遗址;汉代继续使用、重修鲁故城的宫城并修筑大量宫殿如灵光殿,周代外城墙被废弃。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付建的《古环境与秦始皇帝陵的营建》通过全面的田野调查,结合物探、遥感和对土壤中的孢粉分析等手段,试图复原秦汉时期秦岭地区的自然环境。他指出,秦始皇陵内外城之间的排水系统、各类陪葬坑的位置、陵寝建筑的布局、城内从葬墓的分布,都和古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该陵的营建就是利用骊山山系、山梁之间沟渎的地形地貌,来构建秦始皇本人所需要的陵墓布局的宏伟蓝图。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董文斌的《松嫩平原文化谱系研究》以大安汉书遗址第二次发掘资料为认识基础,系统梳理了白金宝遗址、古城遗址等包含的晚商时期遗存,对这类遗存出土陶器进行分组和形制分析,提出了松嫩平原晚商时期遗存不宜划分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其性质仍属于小拉哈文化这一不同于前人的认识。松嫩平原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应为小拉哈文化、白金宝文化和汉书二期文化。

  西华师范大学蒋晓春的《宋蒙战争中巴蜀地区宋军山城——地理环境与战争的视角》,从四川的地理形势、水路交通和基于地理形势的山城防御体系思路两个方面来介绍山城防御体系构想的地理基础。宏观分布上,山城之间疏密有致,层次分明,相互呼应;微观上探讨了其所处的水陆交通区位、山体体量和形态、拥有的拱卫条件。然后以单个山城为例,介绍了它的防线层数、重点防御区和防守点的布置。他指出,四川山城在冷兵器时代军事防御设施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它的建立延长了宋朝国祚。

  西北大学同杨阳的《试论气候变化对农牧战争及长城修建的影响——以明蒙战争和明长城的修建为例》,讨论了气候变化、农牧战争和长城修建三者之间的关系后指出,长城的修建总是伴随着气温的降低和长城以北游牧民族的频繁犯边,万博体育买球当气候变干冷,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面临牧草枯竭、水源干涸等威胁,他们会向南部的农耕地区发起攻击,以掠夺的方式获得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而农业民族面对性格彪悍、战略灵活的游牧民族会修筑长城进行防御。

  山西大学霍东峰报告了《层位关系图与系络图》,介绍了田野考古中系络图的应用。随着国内田野考古工作形式的变化,层位关系图已经不能够满足田野考古实践发展的新要求。而系络图是用图形的形式表达堆积单位之间、堆积单位与遗迹单位之间以及遗迹单位之间的层位关系,对层位关系图进行的调整、修订与完善,形成与整个田野考古发掘系统相匹配的一类新记录方式,使得田野考古发掘中的文字记录更加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

  上海大学杨谦的《聚落考古中对家户研究的思考》,将视角从“聚落”下移到古代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即“家户”,对聚落中家户考古遗存的界定、家户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及家户考古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做了综述,并讨论了西方家户考古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田野考古作业及研究的启示。她指出,财富和社会等级、经济模式、仪式行为、家户的空间利用、家户生计、家户行为的性别差异、家户的认同感、与其他家户的联系等问题都是家户研究的内容。

  无锡博物院郭林的《浅谈古人口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回顾了古人口学发展简史,总结了在应用性别年龄鉴定、样本偏差、选择性死亡率、隐藏的异质性、均变论、人口的非稳定性、通过考古资料对人群规模估算等古人口研究方法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并介绍了国外学界的相关解决途径。最后在法医人类学、统计手段的应用、古人口学与古病理相结合、古人口学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人口学研究提出了新思考。

  南京师范大学徐峰的《作为显圣物:比较视野下玉和骨的精神文化考古》认为沉默之“物”实际上具有一种“文本”的性质,它将人类的思想信仰、观念意图包纳其中。在宗教背景当中,玉和骨曾作为“显圣物”而存在,加之以相似的自然特征,玉和骨在知识系统上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宗教背景下的群体常会将其与身体进行关联和比附。

  河南大学黄锦前的《夗止乇盉与滕州前掌大墓地的国属――兼谈商末有关“夷方”铜器銘文的理解》,根据文字、文例、文献、考古、历史与地理等材料,提出薛侯戚鼎与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的夗止乇盉为同人所作,所谓“薛侯戚”为摹误,史父己鼎非薛器,不能作为前掌大墓地国属为薛的证据;殷商时期奄的统治中心在今滕州一带,前掌大墓地为奄国贵族墓地;小子簋、小子卣等器物的铭文是帝辛时与夷方往来交好的史料而与征夷方无关。另外小臣艅尊所记系帝辛征夷方之事,与夗止乇盉铭可互证,亦可佐证对夗止乇盉铭的重新释读和理解。

  烟台大学张念征的《山东高青陈庄西周城址性质初探》围绕高青陈庄西周城址的性质,从城址的地理位置、城址规模、城内布局以及渤海南岸商周时期盐业发展等角度出发,以城址墓葬中所出铜器铭文为中心,结合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周代册命制度、军事制度等,对齐国世系、“齐师”性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讨论了城址中的祭坛性质并将其与结构相似的城址比较,进行了补充说明。

  浙江师范大学朱继平在《文本迻錄:班簋铭文新读》中指出长期困扰学界深入解读西周穆世重器班簋的关键节点之一,是铭中“令曰”句之“”究竟作何解的问题。她回顾约150年的研究历史后举出严谨的证据链认为即毛公说是合理的。班簋以“”代指“毛公”当是周王与毛公政治隶属关系的直接体现,班以私名“”称毛公并非违礼之举,而是对册命一类政治活动规范与制度的回应。这种回应体现在班簋铭文中的缘由,当与册命金文制作时对官方档案的转录行为相关。

  河南师范大学张志鹏在《青铜媵器作器者与受器者族姓关系初探》中按受器者的不同,将有铭青铜媵器分作为单一女子所作媵器、为两位女子所作媵器、为夫妻所作媵器三大类。从族姓关系上看,为单一女子所作媵器的作器者,或与女子同姓,或与女子异姓;为两位女子所作媵器的作器者,或与两位女子均同姓,或与其中一女子同姓而与另一女子异姓,或与两位女子均异姓。

  陇南师专张士伟在《谈秦的犬文化》中通过对秦简的梳理,认为秦时犬是被赋予神秘色彩最多的家畜,表现在四个方面。用犬驱鬼辟邪,与鬼灵相通;用犬殉葬、作祭品,例如秦墓中殉犬的案例;犬与演禽术相关联,用以占卜盗贼的详细情况或者人体生病的部位;犬与秦时择吉理论有关。他通过汉代及以后的案例,阐释了犬文化是秦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但影响了秦人的生活,还影响了汉代乃至今日。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彭峪介绍了《黄岛土山屯墓群的发掘与收获》。2017年的发掘共清理了汉代封土 14 处、汉代墓葬 60 余座,出土大量原始青瓷器、陶器、漆木器等文物。其中封土结构、封土南侧“祭台”性质的砖构平台、 M157 的“堂寝”椁室结构、 M147 出土的遣册、“上计”公文木牍、温明、玉席等都是重要发现。发掘运用象限法和探沟法对封土进行解剖,所有的探沟、剖面都作了三维建模,实现了田野考古制图电子化。

  辽宁师范大学徐学琳的《山东地区元代墓葬与理学北传》,对山东地区元代墓葬形制、随葬品及装饰进行分析,并结合纪年墓进行分期。他认为,本地区元墓除继承宋金以来的传统外又受到北方游牧文化因素和南方文化因素的影响,南方文化因素的传入应与理学北传有关,也与山东地区的区位及文化传统有关。

  山东大学赵永生的《“束缚”人骨上所见缠足》以安丘牟山水库遗址、广饶十村遗址的清代墓葬、昌邑辛置墓地明清墓葬中保存有足部畸形的女性个体为例,结合历史记载,对比近代缠足女性X光照片,推测应为缠足(跟行足畸形)后所产生的现象。缠足畸形在骨骼标本上的特点,一是足部骨骼整体纤弱化,以跖骨最为明显;二是跖骨的跖跗关节处以及跗骨出现楔形改变;三是下肢骨肌嵴不发达,骨骼表面较为光滑,胫骨下端前缘出现关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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